熊熊烈火伴随着缕缕浓烟笼罩着整个天安门，一群士兵正把学生的物资全堆起来放火烧掉。这里没有一个老百姓，全都是穿着卡其布的士兵。这帮头戴钢盔的男人唯一的任务就是毁灭证据。他们仔细搜索被匆忙弃置的帐篷、睡袋，还有纸张。一摞摞的红条幅在地上翻滚着，猩红的颜色仿佛诉说着在这之前发生的流血事件。这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清晨；暴力虽看不见，但却一直存在。

装甲运兵车队将枪炮口对着天安门的城门，它们就停在毛泽东主席四十年前，一九四九年站立的地方，他在此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辆一辆的坦克就排列在中国最具政治意义的地方前面。

这些在天安门的景象只有军队才看得到。在广场上七个星期之后，学生们最终在枪口下四散逃离，而那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动员了十五万名士兵。死伤人数至今无人知晓。中国初步统计为两百四十一名死亡，其中二十三名为士兵。中国红十字会最初则估计有两千六百人死亡，这个数字基本上得到了瑞士大使的确认（他曾到访北京的医院，并声称有两千七百人死亡）。但是上述两者皆在外交压力下迅速撤回数字。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一份美国外交电报认为，“就冲突的性质以及解放军使用的武器来说”，这样的数字大概是合理的。无论如何，这些数字都无法传达解放军将枪口对准自己人民时，那种全然的背叛感。

对于其中一名士兵来说，他花了好一段时间——好几天、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搞清楚他在当年事件中执行的任务。时至今日，当年十七岁作为随军摄影师在广场上拍下的场景，依然让他萦回在心。陈光现在是一位画家，他的作品仍然深受那个夜晚的经历影响，创作了自己清楚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展示的一系列作品。那个夜晚将他的人生一分为二。他永远无法再回复曾经的天真，或是忘掉他身上曾发生过的事。同时，国家的生活也被一分为二；中国近代史在那个晚上发生了转折——不过却无人谈论，而且越来越多年轻一代的人对此一无所知。

工作室里三幅几乎完全相同的手表画作斜靠着墙面，这是陈光的作品中看似最平凡无奇，大概也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作品。画中是一只银色手表，配有金属表带、米黄色的表面，十二点的位置还镶着一颗便宜的宝石。宝石下方用红色线条画出天安门城门的轮廓，下面写着英文字样“BEIJING”。在手表的下半部有一个小小的插画，是一个戴着橄榄绿头盔的士兵，他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坚忍不拔。沿着底部写着一排很小的汉字“89.6.平息暴乱纪念”。这只手表是当年所有参与镇压民主运动的戒严部队获赠的纪念品。

……

五月的某一天，他的部队正在军事演练的时候，警报声突然响起。一道命令下来：他的部队要被部署到北京，保护首都免受“严重的动荡”。陈光与他的同袍们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时，他们完全不知道在首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公开抗议，群众在大街上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学生们在四月中就举办了首次游行，悼念突然过世的胡耀邦，后来政府克制的回应又让学生受到鼓舞，开始呼吁新闻自由、民主，还有打倒贪腐。这些他们全都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工人，甚至一些来自政府部门的人，都加入了游行队列。他们不知道政府最高层在如何应对抗议活动上意见分歧，改革派与保守派互相为敌。而且他们不知道——确切说是还不知道——他们自己将在一场赌注极高的政治游戏中成为棋子。

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士兵——全是十几岁的乡下男孩——根本没有花多少时间思考他们接下来将要面对什么。真要说起来，整件事就像是一场冒险。他们之中很少人曾经去过首都，现在终于有了机会。“没有害怕，觉得挺好玩的那时候。”陈光说，他一想起当年他们天真的兴奋模样就嘿嘿地笑了，“觉得我们要到北京去玩儿了，总比在部队里训练要好玩吧。”他们位于张家口的军营距离首都约一百英里，但光走这趟路程就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全员挤进一辆辆军用绿色卡车，在无人且蜿蜒的山路上颠簸。

然而对于一心向往乐趣的士兵来说，首都的生活在一开始甚至比军营生活来得更无聊。陈光的部队被安置在距离北京十二英里外，一个位于石景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射击场。由于找不到空地进行训练，他们只好每天听大声朗读出来的《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文章。他们一再被告知，有极少数麻烦制造者怀抱着秘密的邪恶意图趁势作乱。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少数群体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领导，目的是要在人民之间挑拨离间，让国家陷入混乱。军队必须要意志坚定，遵守党的命令。对陈光来说，这次的任务相当明确。身为一名接受服从训练的士兵，任何质疑命令的想法，即使只是在脑袋里想想，都是不可能的。

五月十九日，中国总理李鹏宣布戒严令将于次日生效，士兵们等待已久的命令终于发出：保卫天安门广场。他们的车队从军营出发，但是只走了几英里，卡车就被一波波涌上来的人群给围住。每一次他们尝试向前推进，一波新的人潮就再次围住他们，还有卡车和公交车在帮忙堵塞道路。士兵们完全被这股倾泻而出的人群给围困，他们想要阻止军队进入城市。对陈光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没觉得好玩儿了，”他回忆道，“觉得这是真的了。”

上前包围卡车的人都是学生和普通民众。他们试图提出各种反对使用暴力的理由，还进行了一连串的演讲，一个人接着另一个地站出来发言，以此对抗这群士兵在军营中一直接收的政治教育。活动持续了一天一夜。晚上，学生和市民就在地上铺报纸，睡在解放军的卡车轮子正前面。他们告诉士兵，军队的职责应该是保护边境地区，确保中国领土的安全，而不是开进首都，首都并不需要军队。一群认真的学生跟和善的奶奶联合起来，恳求着坐在卡车里的年轻人们，不要对中国老百姓使用暴力。士兵接到命令不准回应，他们在卡车里挤得只能轮流找位子坐下。

陈光从来没有想过会碰上这种场面。“感觉那个气氛并不像动乱，”陈回忆道，“学生挺热情的，而且他们笑得很灿烂，精神很饱满。”三天四夜过去了，大家越来越清楚，解放军的上级并没有针对这个突发状况做任何准备，也没有制定下一步战略。每一个士兵只带了一个面包卷。一开始的时候，军队拒绝学生提供的食物，但随着时间不断延长，他们开始耐不住饥饿。“有一些人开始接受，”陈回忆道，“因为学生很热情，一定要给你。你推辞半天感觉不好意思了，就收下了。”老百姓提供一些泡面、面包、水果和矿泉水给这些心存感激的部队，慢慢地，围困者与被围困者之间的高墙瓦解了。

几天过去，群众渐渐对于反暴力的单一诉求感到厌倦，他们开始改变演讲的主题。陈光记得听过一段即兴演说是在讲生命的意义，后面一场演说则是关于贪腐在中国蔓延。这种意想不到的公民教育，开始对陈光产生影响。“你突然间感觉到不那么理解这个社会。中国社会有那么多腐败的人吗？那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吗？你突然会意识到这些问题。因为之前，你是没有这种意识的。尽管你不能和他对话，但是学生说的话在你脑子里还是起作用的。”每当陈光在心里产生疑问时，它们又引出另一些他从来没考虑过的其他问题，这让他更加疑惑。“你可以说军队是很强大的，但那时，我们感觉不到军队的强大。其实你感到很没有办法。”

慢慢地，士兵开始松懈下来，放下警惕开始与老百姓谈论他们的家乡与生活。在某个时间点，解放军显然是担心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友好，竟开始用直升机空投传单，警告士兵不要相信谎言，要保持坚定。学生们拦截了这些传单，希望它们不要落到士兵手中。那个时候，军队不断警告要对抗别有居心的捣乱分子，但这跟陈光的亲眼所见有巨大的落差，大到他无法接受。“你就会怀疑这些学生里哪个是坏人，但你很难说哪个是坏人，因为每个人都感觉很正常。”

终于，有命令下来了，让军队返回石景山的军营。但这一点都不像一次羞耻的撤退。北京人在士兵撤退的沿路放鞭炮。军队释然的心情与学生们的欢欣之情一起营造出一种庆祝胜利的气氛。沿途经过的建筑物上甚至还挂了标语，像是“解放军受命前来，我们支持你们”，还有“北京没有混乱，你们回家吧”。

陈光部队的经历并不特别。至少有七个师在大约相同的时间试图进入城市实施戒严令。他们原本奉令从西部、西南部、南部、东部及北部汇集到首都。但所有人都被老百姓用人海给挡住了，最终被迫撤退，有些甚至返回基地都有困难。人民起来对抗军队，而且光是靠着他们的身体与头脑就成功了。对学生来说，这是一场巨大的胜利，表明了他们的行动已经变成了群众运动。他们认为，这相当于政府承认自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人民是赋予统治权（传统的“天命”）的一方。根据孟子的说法，上天赋予统治者统治的权力，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然而，人民的胜利稍纵即逝，只是让中央政府更急着要重新控制大局。戒严令并没有解除。部队回到驻扎区后，接下来的十天都在高强度的思想教育中度过。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听讲座，被告诫说北京有动乱，而他们保护首都的任务至关重要。然后，第二道命令下来了：保卫天安门广场。

……

军队准备偷偷潜入北京。六月三日，一辆满载着平民服装的卡车抵达射击场。当局决定，下一次进入北京的任何尝试都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失败收场。上头下令让每个士兵挑选一身便服来穿以隐藏身份。陈光选了一条深蓝色长裤和一件灰色上衣。这些便衣的士兵不像之前那样坐卡车进入首都，而是受令去搭乘地铁、公交车，甚至用步行的方式前往北京市中心。集合地点就是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要在当天晚上六点之前抵达。

当时，陈光正在服用抗生素治疗哮喘与腹泻，他的上级担心他没有足够的体力独自抵达广场，便命令他乘坐改装的公交车前往天安门。当陈光看到改装的公交车时，他注意到所有的座椅都被移除，腾出地方来放一箱箱堆在窗台前的枪支弹药。陈光蹲坐在木板箱的旁边，他是车上唯一的乘客。他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有便车可搭，不用怕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迷路。

公交车缓缓驶入北京。它只被一群学生阻挡了一次；这群学生只是敷衍地往里头望了一下，就放行让它继续往前开。当时陈光没想过自己有多么幸运。事实上，他的旅程相当顺畅，他是第一批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人之一，到达时才下午三点三十分，比约定集合的时间早了两个小时。他受命打开车厢，将枪支分批偷运进人民大会堂。他每趟都抱着五六把冲锋枪，到最后他的手跟衣服都被涂上了一层油，这些黑色油脂是在打包时保护枪支用的。当他把枪搬运到宽敞的中庭时，便看到那里挤满了正在找寻自己小队的便衣士兵。他们一找到自己的小队，就会拿到各种颜色的布条，用以区别不同的部队。直到能换回制服之前，士兵们都要将布条别在手臂上。陈光曾在电视新闻上看过人民大会堂，画面是一排排坐得整整齐齐的代表，一齐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度会议上彬彬有礼地拍手致意。所以当他见到这个神圣的地方竟挤满了武装的士兵时，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从某个缝隙掉进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

下午六点左右，已换回制服的陈光的部队接到了新的任务。他们受命去抢回罪犯从车上偷走的军火弹药，那一辆公交车被扣押在电信大楼附近，靠近长安街西单十字路口。他回忆，“我当时才感觉到很可怕。”那时他突然得知，一名跟他一样负责护送武器的士兵，在进入北京市中心时被人发现了。翌日他听说，在六月四日的清晨，一位名叫刘国庚的二十五岁士兵在取枪地点附近被一群暴徒谋杀。中国国营媒体把他的尸体当成一个宣传符号，用来描绘戒严部队碰上了危险；刘焦黑的尸体被吊着脖子挂在一辆发黑的公交车上，他全身赤裸只着袜子，头上则戴着一顶未被烧毁的钢盔。他立刻被追封成烈士。电视新闻播出的画面中，国家领导人安慰着他家中哭泣的父亲。

官方报道指出，示威群众在长安街口拦截一些载着弹药准备前往后方支援的车辆，刘的部队也被包围。当刘发现问题的时候，他折返回来想要帮助他的小队。关于这段历史，官方认可的版本发表在一本名为《北京风波纪实》的书中，书中内容称：“一群暴徒猛扑过来，砖头、瓶子、铁棍雨点般地打在他俩的头部、胸部，司机当场被打昏，刘国庚被暴徒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后，又被暴徒焚烧，并将遗体吊在一辆公交车上。此后，一名丧心病狂的暴徒又将烈士遗体剖腹。”这是杀人事件发生不久之后猛烈的宣传攻势的一部分，这段时间里政府试图用官方版本的事实充满舆论空间。

街头巷尾流传的是另一个说法：刘用他的AK47杀害了四个人，然后在弹药耗尽的时候被群众打死。事实上，他被吊在公交车上的照片被人刻意截去了一部分，在那辆满是尘土的公交车侧面其实还潦草写着几句标语：“他杀死四人！杀人犯！人民必胜！血债血还！”这一幕让陈光相当震撼。他运送武器时搭的就是同样类型的公交车，如今公交车上却吊着一具士兵的尸体。“他和我一样也是押送枪支弹药的。”他相当笃定地告诉我，不在意他和刘之间的差别。

六月三日晚上，陈光的部队在接到夺回武器的命令之后，从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后门出去，结果又被激愤的群众用人海战术对付。陈光与他的部队被包围得动弹不得。示威群众除了继续对他们说教，还有更多的行动，“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砖头、酒瓶子砸到我们头上。有的当兵的被砸得满脸是血。我们这些军人互相抱得很严实，你抱着我我抱着你，头挨着头。那些砖头和酒瓶子就从我们的头盔上滚出去了。”

部队没有接到下一道指令，所以他们只能盘腿坐在大厅外面。有段时间，他们甚至唱起歌来对抗包围他们的人，这个滑稽的竞赛可能多少让学生们产生了错误的安全感。士兵们拉开嗓子大唱军歌，试图盖过学生们演唱的《国际歌》。大约三个半小时之后，约莫九点半左右，士兵接到命令退回人民大会堂内部。当全员在里头等待的时候，不时有砖块砸上窗户。

然后一段高压的紧张局势开始了。戒严部队在通往广场的大门后方排成一排，等待命令。午夜时分，弹药已经分发下来，每个人四条弹匣，每条弹匣有五十到六十发子弹，一条上膛，另外三条挂在他们的胸前。“当然害怕了。”陈光说，一边又倒了一杯散发清香的绿茶，手在发抖。“没有子弹的时候你拿着那个枪，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甚至还没有拿把菜刀危险。但是你要装上子弹了，就很危险了。”

气氛相当紧张，常常发生擦枪走火的意外，子弹射穿大厅的天花板。“从九点半我们回到里面之后，他们又马上说要去广场。从九点、十点、十一点，到十二点，一直说要出去。但我们就一直在等，在等，站在那儿，抱着枪，一直在那儿等。”

陈光已经等到失去时间概念，门突然被打开了。命令下来说要清场。当他跟着他的小队站在人民大会堂前的阶梯上时，允许开枪的消息一排一排传了过来。“那时候不是直接的命令，就是前面的军人告诉后面的军人说，如果遇到危险的情况，可以开枪，说上面有命令。就是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这么说的。” 陈光紧握着他的枪，手不断地发抖。队上其中一个长官看到陈光这个样子，认为他不太适合上前线执行任务，于是塞了一台照相机到他手中。他跟队上的摄影师一起工作，那个摄影师正扛着一台笨重的摄影机。陈光回到大会堂，从大理石阶梯爬上屋顶，他从那边拍照，听枪火声逐步逼近，远处的部队正向着城市的心脏──天安门广场── 奋力迈进。他看见下方的士兵们在开火。不过，从他的角度看不出士兵是在对空鸣枪警告，还是直接向学生们射击。只见渺小如蝼蚁的学生们，缓慢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方向撤退去──那是一根位于广场中心附近、有十层楼之高的灰色柱子。部队向群众继续进逼，坦克车则从东西两侧夹击。

当陈爬下大理石台阶后，他发现人民大会堂的一楼已变成了临时的战地医院。数百名受伤的士兵躺在地上，许多人血流不止，旁边有护士在照料。

他还无法理解他从相机观景窗看到的剧变。他之前在卡车里被人群拦截的时候，偶尔也会有相同的困惑一闪而过。“心里也会有矛盾。因为会看到那么多受伤的人躺在大会堂的一层。你会觉得，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在户外，他目送最后一批学生（大概几千人）从东南角离开广场。陈后来才知道，学生们是用喊声投票决定是留下或离开。虽然两方音量差不多大，但最后还是决定要退场。陈光大大松了一口气，尽管他已经目睹了许多伤者，他还是相信大规模的死亡没有发生。他继续看着一台装甲车撞毁民主女神像。数天前，一群艺术系的学生在此树立了这尊自由女神的姐妹雕像，它迅速成为这场运动的象征。雕像在第一次撞击后没有倒塌，只是摇晃了几下。三四次撞击之后，它才慢慢倒下。然后陈光看到一排的装甲车从几个小时前学生们待着的帐篷上疾驶而过。陈光坚称，他在广场上没有看到任何人被杀害，无论是平民或是军人。他自己本人也未曾开枪。

太阳升起后，北京市中心变成战区的情状更显而易见。广场上随处可见被烧毁的装甲车和坦克。长安街两侧的一些树木曾起火，人行道旁的黑色树干还在冒烟。甚至连用来分隔人行道的栏杆都被煤烟熏黑了。尽管如此，陈光激动的情绪已大大平复下来。他曾听到过枪声，但仍然认为广场是在没有任何重大伤亡的情况下被清空的。那天早晨七点左右，陈光因为疲惫和放松而沉沉地睡了两个小时。

接下来军队的首要任务是，抹除发生过的事的一切痕迹，让广场恢复如常。逃难的学生们留下的东西全被堆成一摞摞地焚烧，有被砸坏的脚踏车、一袋袋的个人物品、帐篷、抗议横幅以及皱巴巴的演讲稿。那时还下起了雨，黑色水流从被熏黑的物品堆中流出，漫过整个广场，染黑了地面。陈光用相机拍下了这些景象。他保留了一些底片，有一些则出于某种他无法解释的理由给藏了起来。

也是在那时候，陈光发现了一样东西，让他日后一直念念不忘。那是一条女人的发辫，被人用一个红色橡皮筋固定住，缠在一辆脚踏车的轮子上。这个年轻的女人是谁？那天早上她梳头，并小心翼翼地编发辫时，她心里在想什么？这条发辫在什么情况下被剪下来？发辫的主人现在又在哪里？大雨滂沱，士兵燃起的火堆冒出火舌吞噬了那条发辫，发出嘶嘶的劈啪声。

四分之一个世纪后，那一刻的回声仍不时地在陈光的作品里徘徊。他最新的一系列肖像画是画人们被剪去头发后，湿漉漉的发尾披在他们的肩上。画作细节精致得像是相片，效果很令人毛骨悚然。这些画面出于二十五年来一直悬宕着的愧疚感，亦是来自一个人在天安门事件后的创伤后压力症。

……

六四之后几个月内，陈光凭借着他一幅梵高《向日葵》的临摹画，获得了转进军事艺术学院修读的机会。一九九二年，他考上了中国最好的艺术学校──中央美术学院，离天安门广场几步之遥。当年极具象征意义的民主女神雕像就是出自这个学校的学生之手。在学院里念书的三年间，除了几个亲近的朋友之外，陈光对自己的过往军队经验一概不提。“不是害怕，我就是不想说。不想提这些事情，也不想想这种事情。”

他否认这些经历否认了十五年，然而那天发生的事一直时不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一开始，他致力于用油画再现他在六四屠杀事件之后拍摄下来的画面。例如天安门广场大火吞噬成堆垃圾的画面；一根底部冒火舌的灯柱，矗立在一片废墟之中；士兵在废墟中分类残骸，他们的枪支随意地挂在背后。他把一张那天清理工作中拍下的照片放在一个木箱里，然后将木箱漆成白色──白色在中国是哀悼的颜色。照片周围镶满镜子碎片，所以任何人往里头看的时候，都会看到自己的脸被支离破碎的毁灭倒影给包围。他相信，这就是他告解的方式。

他的战友们很难理解陈光的画作，这也许不让人意外。他们怀疑陈光是在利用创作来污蔑政府。他们之中许多人现在都已经晋升到政府的高层职位，部分是因为他们在六月那天的行动得到的荣誉。“因为他们参加过“平息暴乱”，按当时中国政府的说法，有的提干了，有的被分配了很好的工作。”陈光这么告诉我。几乎没有人质疑过镇压是否是对的。“他们完全不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他们觉得是必须的。到现在，他们还认为是必须的。”

……

然而，确实有一些士兵挺身反抗。陆军少将徐勤先就是最著名的良心犯，他是堪称最精锐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的军长。五月中旬，当时军队运输受到群众阻挠陷入困境，少将拒绝支持派军入城。徐勤先关于事件的证词这二十几年来都不曾曝光过，我是从前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那辗转得知。杨继绳总是抱持着追求历史真相的无畏精神。他跟徐少将见了两次面，获得了非常完整的口述报告。

一九八九年五月，徐少将躺在医院治疗肾结石的期间就一直在关注抗议事件，他反对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去打压抗议学生。五月十七日，他因移除了一颗肾结石感到愉快，同时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通知召开一场指挥官会议。李副司令宣布口头命令要动员军队，并要求每个军长表态支持。在场所有的军长都服从了命令，唯徐勤先除外。他表示无法执行口头命令，需要书面命令。李来柱回应：“今天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徐勤先说：“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李来柱要他打电话给他的政委传达他的决定。他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然后随即返回医院，那里是中国陷入政治危机时一个合适的避难所。

徐勤先告诉他的朋友，他已经有因违抗命令而被杀头的准备。“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他回到医院不久之后就立刻被逮捕了。他被开除党籍，坐了五年牢。他在秦城监狱待了四年，那里历年来关押了中国许多著名的政治犯。他最后一年则是在一间公安医院度过。出狱后，他被安排在河北省石家庄过退休生活，仍领有副军职的待遇。自那时起，他一直生活在国家的监视下，没有什么自由。在多年前与杨继绳合影的照片里，徐勤先看起来不像是一位将军，反而像是一位略有福态的退休公务员，坐在一个乳白色皮制沙发边上，眼睛被一副宽宽的墨镜遮住。之前好几任领导人都很喜爱戴这种样式的墨镜。

徐勤先只有对外现声过两次谈他的过往，一次是接受杨继绳采访，一次是上国外的电台。因为那两次极短的访谈，他原来被限缩的自由被取消了。从那以后，他被押送至医院，暂时被限制进入北京。 “他很谨慎。”杨继绳说，“他说话很小心，不是随便说的。”杨继绳肯定一件事：徐勤先从不对因为抗命而牺牲事业与自由感到后悔。他身为最资深的军官，拒绝违背自己的良知，至今二十五年后，他仍是相当有影响力的象征人物。

徐勤先并不是唯一一个拒绝服从命令的军人。在一段机密谈话中显示，有二十一名师级或以上的指挥官以及九十名其他级别较低的军官“在六月粉碎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严重违反军纪”。然而，第三十八集团军长的反抗行为对普通士兵在广场上的遭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一位来自不同师的退伍军人向我描述了他的部队领导突然改组的状况。新的领导人是在派往天安门的几天前才被任命。他描述六月三日的晚上，宛如一场反乌托邦的噩梦：老百姓们一边哭泣，一边看着军队分发弹药；年轻的士兵惊慌失措地步行入城，走在前方的士兵对空鸣枪示警。清场后，每一位他队上的士兵都奉令交出弹药，让他们的武器成了虚有其表的装饰品。不过，这位退伍军人还告诉我，他曾看过一位军官，由带着机关枪的随扈陪同来访，但他们视察的部队都没有弹药。他相信领导层对其部队的忠诚开始有些猜忌，中国人民解放军正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防止反叛，或是更糟的状况──严重的倒戈。

……

那次天安门事件后的首次公开露面上，邓小平反复地表扬戒严部队，他说：“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陈光对那段时期的回忆则描绘出完全不同的画面。当邓小平向军队道谢的时候，陈光的部队却依旧驻扎在人民大会堂，在地板上睡觉。部队整日忍受饥饿的煎熬，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所有的口粮都是由直升机空运过来，一天只有一袋泡面，还得三个人分着吃。陈光说，那些饥饿难耐、精疲力尽的士兵对物资短缺的窘境感到震惊和不解。

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的《戒严一日》，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拥挤的人民大会堂，士兵们只能吃少量泡面三天后的情景，“战士们正受着饥饿的折磨。有的互相依偎着，有的侧卧着，有的蹲着，有的盯着天花板在想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名军官，他描述自己如何循着哭声找去，看到一名年轻的士兵饿得泪流满面，膝盖紧贴在胸前，身体蜷成婴儿一样躺在地上。在一次鼓舞士气的谈话上，这位军官对士兵们说：“这场战斗是复杂、严峻的。我们不但要不怕死，还要不怕苦。现在饥饿在考验着我们，师领导和机关的同志同你们一样，都在挨饿。”不过，这种说法不尽然是事实。据陈光的说法，军队的上级军官仍驻扎在人民大会堂，他们的粮食供应相当充足，甚至还有女服务生推着餐车送上食物，食物放在玻璃盅里保温，底下铺着白色餐巾。当女服务生的高跟鞋在大理石地板上喀啦喀啦响的时候，士兵们的口哨声从一楼传到二、三楼，在整个人民大会堂里回响。目睹这样的场景，不禁让陈光思考起社会结构的问题，关于中国的特权阶级如何在老百姓的默许下运作，以及这些特权阶级如何在军队中变得根深蒂固。

陈光形容当时的心情相当愤怒、苦涩。士兵们撕碎地毯，捆卷成棒，威胁着要拿地毯棒当作武器。“跟战场是一样的。”他说，苦笑着想起当时果腹的口粮。他总共在人民大会堂里住了十天。往后十年间，泡面的味道都会让他想吐。

……

说回一九八九年，当时陈光的部队完成清理六月四日的现场之后，他们下一个任务就是塑造这场镇压行动的公众形象。他的部队在北京又待了两个月，住在前门的一家宾馆，毗邻天安门广场。主要任务之一是打好公共关系：大约七到八人一组进行类似绕场庆祝的活动，拜访各校园及居民委员会，重申部队在镇压反革命暴动中的职责。出乎陈光的意料，他们被当作战争英雄般接待，学校校长大张旗鼓地介绍他们，学生们还亲自向他们道谢。

还有另一个任务，也是他最讨厌的任务，就是参与警方搜捕“反革命分子”的行动。士兵们仍带着他们的枪，有时他们甚至被鼓励开枪来射击惊恐畏缩的目标人士，其中大部分是学生。这是宣传运动中必要的恐吓手段，并且利用各处的电视台大量播出武警与士兵围捕“暴徒”的画面。这些人身上有明显的伤痕，这是他们抵抗的代价。“当时，我们认为这些人肯定是不好的人，”陈光说，“只有不好的人才会被抓起来。好人是不会被抓进来的。”

最让陈光感到震惊的，是人民对戒严部队态度的转变。尽管他们负责镇压近代史上最大的抗议活动，对北京投下了震撼弹，但他却没有感受到针对他或是他的战友的一丝恶意或恐惧。居民们甚至常常给他们送一些食物和饮料之类的礼物，让他对当地人的殷勤奉承感到困惑不已。“北京市民突然间对军人变得很好，”他忆起。“我反思了很长时间。这让我疑惑，这是为什么？六四的时候这些市民都支持学生，但为什么一夜之间他们又去支持当兵的了？”

陈光挣扎着想要理解，何以曾经使用人海战术、以肉身阻挡解放军行进的北京人，如今却开始争相送礼给部队。他不相信这种巨大转变是出于恐惧，更可能的解释是出于更深层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是需求），不管代价如何，都要站在胜利者的那一边。“中国人长期在这种体制下生存，养成的一种生存方式。只是为了生存，一切都得听上面的指示。”

在新客厅的一个书桌抽屉里，陈光小心翼翼地收藏着官方赠予所有“平乱”者的纪念品。他将纪念品拿出来给我看。里头有一本红色的线装小书，标题写着《首都卫士》，刊了一排排士兵聚集在广场上的照片，图片说明写道：“我们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其中一张照片里，有两位女学生崇拜地仰望一位戒严部队士兵，羞怯地抚摸士兵的步枪。另外还有一枚中央军委颁的镀金纪念章，天安门城门的图腾叠在一颗星星及一个花环上，正上方写着“首都卫士”。然后，就是那只纪念表了。陈光细心保管这些揉合了荣誉感与罪恶感的纪念品，正体现了一直困扰着他的矛盾情感。他知道，自己将用余生来画出那些定义他的存在的经历。身为一位打破禁忌的艺术家，他希望能与中国人民一同好好谈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然而，他要如何用无法公开展示的艺术，让人民去正视一件大多数人都不记得的事呢？这是一个无解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