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思考一下如何卖这个值得我们每个人都看一看的演讲安利,名字叫:沦陷北平:日常生活与道德焦虑。
讲的是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之后的故事。那些没有润走的人,包括不得不为伪政府站台的知识分子,中下层的平民,维持生活的家庭妇女,他们的经济,挣扎,如何过日子,如何处理自己作为幸存者道德焦虑。
选择一些演讲节选:
「被各种的谣言包围,有过分乐观的谣言,认为事变马上就会结束;也有高度恐慌的谣言。朱自清回忆说,警察挨家挨户通知,叫塞严门窗,还得准备些土,拌上尿和葱,用来防备夜里敌人的飞机来放毒气。」
「每件事、每条新闻,都比上一次更糟,但只是糟一点儿。你已经有了某种心理预期,等着下一次更沉重的打击。幻想到那时候有人会站出来发声,会形成更大规模的反抗。但是,这个历史像有自我意志似的,向着大家都不愿意的,都害怕的,而又已经默默接受的深渊滑去。」
「鹤见俊辅特别强调家庭妇女在战争中的作用。男性奔赴战场以后,家庭的重担全落到主妇肩上。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依赖城乡之间的黑市交易,家庭主妇通过亲友或邻里关系获取信息,用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换取生活必需品。 」
「怎样才能把人变成现代战争的工具呢?首先要他放弃自己的思想自由,接管他的精神生活;然后要在最大限度上压抑他的生理需求,把正当的生活需求、精神需求,说成是不必要的,甚至有罪的。因此在现代战争的背景下,强调生存的道德,有它思想史上的反抗性。」
震撼吗,我不必指明,你肯定能意识到:这!他!妈!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
当下我们所有人都是那个在沦陷区没润走的人,局中人对生活的感受是碎片的,摇摆的。人很经常judge别人,却很少审视和思考自己的生活。但历史是面镜子,照出了当下的困境,不必怀疑,我们正活在最糟糕的战时状态中,还是一场自作自受,唐吉诃德式大战风车式的战争。
而在历史上,这件事过去发生过,现在正在发生,而未来仍会发生。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1989年6月4日,他骑车上班经过木樨地和公主坟,亲眼目睹屠杀后的惨状,于是他把路上见闻写成新闻稿,于早上6时25分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由当时值班的英语播音员陈元能向全世界播报。
他叫吴晓镛,时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副主任,他父亲吴学谦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他因此获刑4年。
当国内众多的lgbt权益组织不得不放弃rights advocacy,把议题重心转向性少数有关的历史文化(包括不直接明确性少数身份的大众流行文化中的queerness)、生活方式、兴趣爱好等等,这是在高压威权和审查制度下苟活的策略,一种依靠软性对抗的cultural activism。
但这种求生策略是以牺牲了queer activism的激进政治性为代价的,也使得关乎社会中特定弱势群体的lgbt agenda,被矮化成一种文化消费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当然不牺牲政治性就要做好整个组织、平台、活动者被献祭的准备,曾经热拉只是因为参与了同婚合法化的倡议,就遭遇了强制下架整改。
和长期病理化非异性恋的性取向和非顺性别的性别认同/表达有异曲同工之效,这种矮化意味着性少数的身份认知和自我主体性会被外界的权威所消解,成为一种可扭转的“疾病”和可纠正的“不当行为、不良风气”。
这种矮化与污名化并行。由于大陆state对性少数的官方立场还是冠冕堂皇的“不支持也不反对”中立态度,因此在官方通告、规定中不会明确限制或贬低性少数群体,而是会采取污名化性少数群体会有的某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比如同性亲密关系,比如对传统性别规范(特别是“男子气概、阳刚气质”)的反叛,称之为纠正不正确的审美之风。对于广大的顺直人群体而言,这样的限制更多是文化消费和创作层面的,但对性少数群体而言,这是冲着污名化性与性取向表达去的,是冲着挤压我们生存和表达空间来的。
如果说官老爷还舍不得最后一层脸皮不好明着压迫,那底下的人大代表可就能直接挑明了歧视性少数了。比如今年来自江西九江的人大代表李洪亮(89年出生,算年轻了),在《关于加快促进青年发展立法工作的建议》《关于加强校园自媒体监管的建议》,都明确提到了“性少数”(而不是官媒爱用的“娘炮”等指向某一种表现的描述性词),性少数被视作腐蚀青年的不良“亚文化”和渗透进校园的“西方价值观”,但就是不作为存在于本土社会的活生生的公民群体。
这个人的提案,可以反映出heteropatriarchal ideology在政策制定和立法方面的具体实践方式。他在《关于加快促进青年发展立法工作的建议》中,将“lgbt文化”与明星应援文化、“丧文化”并列,将性少数群体的存在先降等为一种“侵蚀青年思想的亚文化”,继而要求立法限制甚至根除这样的“不良文化、不正之风”——他不会承认lgbt是具有合法社会地位但目前处在被压迫状态中的公民群体,因为当代国家无法立法去限制、消灭一个弱势群体。
而在《关于加强校园自媒体监管的建议》中,他又开始老调重弹,将同性恋、关爱艾滋病患者、男女平权、生态环境、动物保护等议题,都打上“西方价值观”烙印,从而瓦解在大陆本土重视这些权益问题的正当性。——还在坚持跟性少数割席的某些“真女权”“真左人”“真socialists”可以睁眼看看真正进入体制内、参与立法和政策制定、掌握权力的人是如何看待弱势群体的,在真正的heteropatriarchy受益者眼里,所有弱势者争取平等、维护合法权利的行为和言论,都是外界(or“西方”)对当前社会秩序和强权统治的挑衅。
具体而言,是将不同于主流人的少数群体的存在,先虚为一种文化/思想选择,再通过污名化这某种文化表现形式,甚至立法、制定政策来限制这种少数群体具有的表现形式,来实现合理化打压少数群体的目的。而真正属于“文化选择”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恐同、恐跨和各种phobia思想,又在这样的实践中,被升格成一种规范、制度、“公序良俗”。
很多人担心,一旦离开故土,或者离开主流中文社交媒体,就等于放弃了母语和社群。但我现在丝毫不担心。因为我发现,只有异见者,只有挣扎出桎梏的灵魂,才能让一种语言活下去。评论区的复读机们是没有原创能力的。它们只能学舌。
最典型的是参照反话来构词。2011年我刚上微博的时候,这边有五毛,它们跟着叫美分八千。这边爱国党,它们赶紧出了一个恨国党。
除了参照构词,还有直接挪用。挪用最具批判精神的鲁迅的人血馒头;挪用自由主义者崔卫平的“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挪用房间里的大象来骂资本家;挪用信息茧房来阴阳被困家中数月的上海人;“躺平”本身是低人权社会里劳动者的微观抵抗,被官媒挪用来嘲讽西方的防疫政策;更好笑的是上帝之鹰也好意思“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而官媒,本应作为某种语言的正式风格的代表,在简中却成了共产党的僵化八股文与粗鄙残暴的网络语言的媾和。我非常了解那些炮制通稿的官媒人。他们的信息来源是过去几十年的稿库、朋友圈微信公号文章和抖音短视频。写稿模式是打开“句子迷”网站(已经倒闭)抄几句古诗放开头,拟三个小标题,电话采访同一个什么都懂的职业专家。
这种情况下,墙内怎么可能有高质量的中文?民间语言和官方语言,早就是粪坑的内循环。微博豆瓣没有大家这样能持续产出的“优质”用户,迟早完。异见者在哪里,自由不屈服的灵魂飘到哪里,我们的母语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