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先生讲到了自己的两段艰难时刻。其中一段，是他在小时候有一日和爷爷去荒草垫子里割草，归程时天象诡异，风越来越大，草被刮扬到天上去，人也被风刮倒在地。爷爷面对大风，没有躲避，而是专心拉车，脊背绷得像一张弓，像被钉在大坝上一样。

在这场与狂风的对峙里，车还在，人也未伤，他们虽没有前进，但也没有后退半步。这个故事仿若是我们当下处境的具象表征——时代的风席卷，无论是反复的疫情、动荡的国际形势，还有更多结构性难题，都变成了人人头顶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困境无处可解，疑问无人可答，最相像的是我们也在这场大风里失去了锚点和抓手，对生活的控制和把握被削弱了，能做的好像就只有不让自己被大风吹倒。

那么，怎样才算不被大风吹倒？

我再讲剩下两个故事，它们都发生在此时的上海方舱。

第一个故事来自十多天前被疯转的一篇方舱手记，里面讲过的一个故事异常打动我——

在上海方舱里，个体的需求是被压平的，阳性病人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保障。有一天，方舱里的老人们，用两个废纸箱和一个垃圾袋，帮一个年轻人搭建起了一个小办公桌，让年轻人能够舒服一点使用电脑。

透过这张办公桌，方舱里的人们有种触及到正常生活的感觉，然后他们就开始慢慢想办法让别的方面也正常起来，方舱里似乎重建了一种文明。

第二个故事，是我的一位朋友确诊阳性住进了方舱。这件事，她没有告诉家乡的父母，没有告诉老板，在转运车上她一边抱着电脑工作，一边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本以为她会与我诉一些哀怨和担忧，却没想到她和我说——“好久没坐在车里看窗外了。”

三个故事，三个艰难时刻。表面上看它们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但这些事却比某些新闻中的“好消息”更让我能感知到希望。

它们拥有共通的一个文眼，那就是，在无法改变困境本身的时候，在己身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去找到自己内心的秩序，从而在风中稳住身体。

这点对于你我这般没有患病、没有被失序这么的普通人来说同样有效。

我想起前几天我的另一位朋友来跟我诉说，她说她最近羞于在公共平台分享自己的日常，她说为自己作为幸存者而有愧。

“在别人那么苦时，我有什么资格快乐”，她原话如此说。

这大概是一种「幸存者内疚」吧，在移情共感中，甚至可能会产生对自己尚处正常状态的一种“不齿”。

在庞杂的信息世界里，远方的苦痛也被摆在了眼前，满屏的求救讯息…异国的炮火…我们每日都在旁观他人之苦，却又无法真正跨越距离将帮助之手触及他人。

但这恰恰是因为你是善良且有共情能力的人，你才会有内疚，这种内疚本身就已经给你了一个不用内疚的理由。而你的旁观也并非无用，你的共情，你的关注，就是一种生命的见证。

况且，在这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又有谁是真正的幸存者呢？

所以，更不必内疚。

你的沉痛、愤慨，每一句发声，每一条转发，一定程度上是历史意识的自觉——历史在我们身上发生。

当然，同样无需把这历史压力看得过重。将视阈挪转到个体，就会发现，每个个体生命几乎99%的时间其实都是在中间状态活着，不在理想式的高峰，也不在地狱式的低谷。

哪怕无法抵抗结构性的困境，但其实日常生活的空间是很大的，有回身腾挪的余地，足以架起一个支点让个人容身。

就像《不被大风吹倒》里莫言先生遇到童年辍学的那一艰难时刻，同龄人们结伴学习玩耍，年幼的他孤零零放羊割草，在这样孤独勤困的环境里，他将一本《新华字典》视若珍宝，通过阅读《新华字典》识字并创作，为他以后能拿起笔写小说奠定了文学基础，一本工具书，在他那里成了一件安身立命的东西。那我们呢？面对巨大的困境，那就做点自己能做的事吧。

比如，退守到自身，好好生活。

莫言先生说：“越是在困难的时刻，越是文学作品能够发挥它的直达人的心灵的作用的时候。”

透过书籍和电影，个体进入的是福柯式的异托邦，是介于现实空间和乌托邦之间的存在。而后，就是在自己有限的小角落里进行了一场无界的自我流放。

好比我几天前没有告诉任何人，偷偷进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眼病医嘱是不许我在全黑环境中看东西的，但我也很清楚，我再不进入影院，我的情绪就快要受不了了，那天我甚至都不在意银幕上在播放什么，后排的交头接耳是否吵闹，只是这种遁入异托邦的短暂脱离现实世界的感觉让我收获了久违的放松。

以及，让我感受到了虽微渺但真切的希望。

就像莫言先生在信中所言，“希望总是在失望甚至绝望时产生的。”

也如鲁迅先生写下“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好好生活，就是一种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