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神棍我早就就接触过基督宗教,逃课在寝室睡觉被敲门的校友传过福音,然后去了每周一次的地下团契。那时我刚进大学,周围的人都是高成就但同时高焦虑、理所当然觉得自己该当人上人的各省精英,巴德莱要洗,因此我正经历比较重大的existential crisis(否则为什么逃课睡觉呢!),对这种似乎更关注精神世界的东西并不排斥,所以就去了。
后来我渐渐觉得这玩意儿跟支共的团组织生活差不多,有很大的压迫性,教友既要求我为那种显而易见的坏逼祈祷,又劝我不要搞姬,我觉得他们简直有毛病。我skip了几次团契又回去之后,他们一边祈祷一边感谢我回去了,然后众人齐声高声amen,我觉得就是pua我。后来来了个马来西亚的佛教徒说好奇一起听,然后问你们为啥整天说自己信心不够要忏悔,我学佛佛教就是要质疑的啊。众人温言搪塞,佛教徒走了之后就齐齐立誓一定要拯救她。我觉得即使上帝存在他们也是魔鬼,就再也没去过。听说当时一直mentor我的那个姊妹因为这件事痛哭失声,我也只会觉得她自我意识过剩。
其实那个团契里后来走了好几个人,我们彼此聊起来都觉得那只是一个phase,尤其在existential crisis之后。
我对亚伯拉罕诸教的印象差,谈起来总是忍不住口出恶言蔑它们为「沙漠一神教」,就是因为这段经历。
有的网友可能要说难道你就没有想要某人死的时候?你就说吧上帝之鹰死了你会不会说死得好?
那我就要说首先分情况,他如果掉海里死了我可能会心想因果报应算了算了,但他如果在举报网友过程中猝死我肯定幸灾乐祸啊这还用说?
但无论哪种情况我都不会去他家属那里说死得好。
很多人觉得死者为大是在维护死人,但其实是在保护还活着的人。
我相信再十恶不赦的人,在世上都会留下为其流泪的人,这项道德其实是在最低限度地保障我们流泪的自由……
但现在因为,死变得越来越轻,很多人会觉得:我的感受,我的仇恨是最重要,可是,一个很轻的死已经无法平复我的感受,无法让我感到“大快人心”时,我就需要寻找额外的补偿……死者相关之人的痛苦会让这份死变重,直到与我的情绪等价。
这种趋势很可怕
曾经和克格勃齐名的东德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Stasi),威名赫赫。它的座右铭是"我们无处不在"。在全盛时期,它的正式雇员有9.1万人,非正式雇员17.4万名。它的老大哥克格勃也不过4.8万人。东德1800万人口中,斯塔西安插了将近30万名眼线,为600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其触角甚至达到了东德每栋公寓楼中都确保有一个斯塔西的朝阳群众。而纳粹时期,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效率。"斯塔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安排夫妻、父子、兄弟之间互相监视。真正做到了群众监督群众。
东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ChristaWolf)曾经在1990年出版半自传体小说《余留之物》,讲述了自己和丈夫被监控长达20年的故事。但是到了1993年,就有前线人爆料称,沃尔夫本人也曾经在1959至1961年间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员,代号"玛格丽特"。
发动群众斗群众的体系,事实上就是海外版的枫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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