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时候听歌时的一个想法，相信有心人应该都能注意到，在对陆港（其实也可以扩大到对台、对澳甚至更多）两岸关系的描述上，对岸流行文化的修辞塑造及背后的切入角度选择其实与我们所熟知并以为常的官方话语存在着一个非常关键的不同。
在大陆的公共记忆中，官方可以说非常成功地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构造成为了有着割不断舍不尽的母子关系—堪称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为亲密、也是最为稳定的一种（典型的文化产品如国民教育过程中的必学曲目《七子之歌》），在身边的孩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紧密团结在*中央周围”——毕竟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对于散流在外的游子，曾经的走失只因家境积贫积弱，但血浓于水，孩子总会回到父母身边。其中精巧但也棘手的是，这种关系的界定必然带来的统治的道德化，因而也推动了其合法化——（这里你当然也可以认为是某种父权文化的伪装、延伸）既然你是我的子女，你怎么能够忤逆、伤害甚至叛离你的母亲？这不是违背伦理的大逆不道么？而如果要对“祖国母亲”进行概念谱系考古，或许我们会发现其历史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久远——据有关考证，“祖国母亲”作为固定的隐喻结构不过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且恰是闻一多的《七子之歌》在这一隐喻结构的形成及广泛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官方则挖掘到了其中的统治技术意味，以《唱支山歌给党听》为例，通过对传统家庭建制的力量的矮化而使其为更强大的“革命的大家庭”所取代；在那时，对于一个新生的d派，从无数分散的小家庭中吸纳尽可能多的成员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发现，在其发家史上，其宣传策略中似乎暗藏着这样一组层级逻辑：脱离小家庭事小，融入大家庭事大，当“母亲”同样弱小时，召回抽象、宏观意义的游子仍是必要的，却以号召具体、微观的子女远离原有家庭为代价；换言之，“国”比“家”更重要，而这与当局的时髦语言似乎依旧一致。
有趣的是，至少在香港本土流行文化塑造中，牡丹与紫荆间许多时候并不母慈子孝。花开两朵，各表一只，“母子”被“（伪）远亲”、“夫妻”甚至是“官员与二奶”等包含更多利益计算、价值磨合与行为自由的关系所替代。罗大佑与林夕在《亲亲表哥》里主要将这种关系表达为表亲，当时香港社会留有大量对大陆政权仍有惧意的wg移民（“但表弟表妹表舅为何害怕表叔界，是他曾表辈表决移民路线表得快”），加之社会制度与风习的长期割裂，香港与大陆的重新连接同时也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彷徨与疑虑情绪；也不无戏谑地谈到香港作为“特区爱奴”，之所以能吸引表叔“四奶唔包三奶唔包走番去包二奶”，不过是表叔“只在乎揾够就走不在乎做牛扮狗”——这里对香港被“用完即弃”的预言到了近年来的《拆弹专家2》中已经“噩梦成真”；甚至这种仍属血缘关系的“表亲”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没表亲表戚都会自然认作表哥派”）。不过即使仍心存疑虑，如今既然回归，对外也就统一表演团圆大戏了。“表亲”的叙事则明显受电影《表姐，你好嘢！》的启发，其中由郑裕玲所饰演的四川（明显意有所指）女公安郑大姐作为影射大陆官方的谐趣形象。而即使在李克勤“亲中”色彩十分浓烈的《北京北角》中，大陆与香港也只是床头吵架床尾和的夫妻而已——小吵怡情至少恩爱，但不像骨肉之情客观意义上的不可分割，契约关系总能被终止（且缺乏天然的、道德赋予的权力关系），也就没有什么“非你不可”，于是到了两岸关系更为紧张的《独家村》时就变为了“没法跟你轻轻松松，假装卿卿我我只好放手”，《C餐》中对香港多元文化背景及对社会制度选择权的强调：“挑选之间都要态度，我信你知道。挑选不到供应创造，何必一个模？”
发现这组认知差异，或许一定程度上就能理解对岸（部分）同胞面对“回归-独-统一”这套话语及所象征的国家结构形式时的某种心理。
最近大家都这么想润，在网上经常看到这张图，我每次的反应都是王菲在演唱会唱的《用心良苦》：你说你想要逃，
偏偏注定要落脚，
情灭了 爱熄了，
剩下空心要不要，
春已走花又落，
用心良苦却成空，
我的痛 怎么形容，
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