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极权工具的出现,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又造成了一个关键问题,很难说未来会怎样。
解决的问题,很明显,是社会控制的成本。因为一直以来,极权政治最大的问题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现在这种“能看到每个人的一切行为(数字)痕迹,且随时可以通过远程操作(赋码)让任何人寸步难行”这种“查打一体”的梦幻般的技术能力,能让秦始皇斯大林喜极而泣抱头痛哭。
至于造成的关键问题是什么,这一点是比较缺乏共识的。很多人认为是由此带来的经济停滞(具体来说是生产力的下降和技术的“瓦房店化”导致数字极权工具本身的代价变得不可承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且不说并非一定如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审时度势的数字极权领导者对外身段柔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就算真的到了这一步,经济停滞却又能苛个大几十年的极权统治古今中外比比皆是,足以证明这并不是关键。
其实,数字极权造成的最大问题,正是它所解决的问题的自然结果,那就是“破坏原有的平衡”,而这是极其危险的。
熟悉“潜规则”这个说法的人都知道,极权主义之所以是一种现实上可以成立(且不说它在普世价值意义上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不是因为它明面上所宣称的那些理想性的东西(比如高效廉洁的官僚机构+公正严格的选拔机制/上升通道+正确性不容质疑的方向愿景),而是因为一个更重要的,存在于实际操作中的共识,那就是:他们所宣称的东西,是要打折扣的。无论口号喊得多响亮,规矩定得多严格,总还有灰色地带可以让大家活命。所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方面,极权体制必须构建一个完全不具现实可能性的意识形态(无限忠诚/大公无私/绝对管控);另一方面,这个意识形态居然可以不受挑战地在现实上推行下去,甚至还可以颇有成效。对于这种美妙的状态,崔健《混子》里的一句歌词总结得非常到位:谁说生活真难那谁就真够笨的,其实动点脑子绕点弯子不把事情就给办了。所以,赵立坚把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总结为“偷着乐”,也是极传神的。
然而,这个平衡既是美妙的,又是脆弱的。当出现了可以破坏这种自然平衡的技术手段(也就是数字极权工具)后,现状就变得很尴尬了。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减税减了这么久,税反而越收越多。减税是真的,税收得更多了也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收税的能力提高了,以前要查很久才能查到的税,现在动动指头就能催你交。结果是,原本并不会弄死所有人的高税率,现在终于可以弄死所有人的。于是,要么大家都活不下去;要活下去,就得认真追问“税率是怎么定的?凭什么这么高”?而这一系列的关键问题,以前都是混过去的。说白了,随着数字极权能力的提高,能混过去的事情越来越少,需要反思清算的问题越来越多,每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连犬儒和岁静的空间都没有了,而这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想当年,嘲讽公知的“定体问”还可以得到附和,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想办法绕过体制,还是可以过上好日子的。现在还有这个幻想的人越来越少,对体制来说当然是个危险信号。
从极权统治的内部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极权体制“下克上”的传统艺能,是层层加码把事做绝,直到上级也意识到这个政策只能不了了之。现在有了数字极权工具,“把事做绝”的成本无限小(比如时空伴随赋黄码),造成的混乱无限大(比如集体排长队做核酸),相当于新工具给地方赋权,增加了搞事情的能力。现在没别的乱子,还看不出来能搞什么事。但是能力已经有了,真有事的时候自然也能搞。就好比晚清的团练,一开始当然是公忠体国毁家纾难,再往后的东南自保还算是老成持国情有可原,等到北洋六镇练成了,中央也就完蛋了。重要的不是地方上怎么想,重要的是地方上有什么工具。以前有团练,现在有赋码,往后的事情就很难讲了。当然,也可能有机灵鬼会说,数字极权工具只掌握在中央手里不就行了?可这就意味着,小区门口扫你健康码的,都必须是中央直属机构外派人员,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数字极权的要义就是“不留死角”,如果不给地方这个工具,地方上有死角,反倒又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独立王国。
总之,即使是极权统治,也存在着自然形成的平衡,不然无法经历这么多年的时间考验。而数字极权工具的出现,就是在打破这个平衡。如果统治者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对这些工具的使用更收敛,还有机会形成新平衡。相反,如果像小孩子拿到大砍刀一样兴奋得无法自持,应砍尽砍应杀应杀,就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摔跤。必须承认,这个工具本身是无敌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并没有闭合,有得是热闹可看。
@Jiangzibi 儿童节小朋友表演给领导看,妇女节妇女表演给领导看,青年节青年表演给领导看,中国只有一种节,领导过节
@mariooo 我坚定地认为所谓“意识形态宣传”之所以是“假的”就是因为它们内部完全没有逻辑。这种底下是空的、经不起推敲的东西被做成视频海报横幅,像苍蝇一样天天在身边嗡嗡嗡,对它们习以为常是可怕的事情,接受它们的宣传更是危险的事情,这是愚弄和思想强奸。
最近的一些观察让我更切实体会到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但我们就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如果不和这些东西保持距离、保持陌生,真的很危险:我在回家的高铁上看到铁路局某客运段公司的宣传片,把修高铁说成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当然是惯常操作,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倒还好,但这怎么足以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还来宣传?高铁修路施工,遇到复杂就地形解决问题继续修,这完全是行业内部技术上的事,修好了最多就公司内部表彰表彰嘛。修铁路的工人必须要有坚定不移克服困难的优秀精神才能把高铁修过去?然后这个优秀精神被安在所有中国人的头上,我们都要为铁路部门的技术感到骄傲,修好高铁是我们中国人的荣幸,因为我们技术领先修了高铁就意味着我们国家繁荣富强…因果关系在哪里?
另一个事更是挺离谱的…小区门口的防火宣传海报,一张钟南山的图片,配字是“疫情要防控,火灾也要预防”,这两句话的逻辑关系和“吃水果能补充维生素,所以不要吃屎”一样莫名其妙。拿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代言人宣传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但我每天都要经过这个不带脑子的海报,还是觉得折磨。
那位上海理客中说她2016年还能在家门口遇到态度嚣张的新疆小偷,我怀疑她说谎。因为政策从09年开始收紧,2012年,新疆身份证已经不能在内地随意住旅馆了。2013年国庆节后我在北京打车,司机说他们一家过节自驾去了河北,旅程很愉快,就是回程路过北戴河,他老婆是新疆身份证,于是被扣了六个钟头,上厕所都有女警贴身跟随,虽然如此,还是很愉快。我又听亲身经历的人说,河南南阳的玉石市场有很多新疆店铺,2012年,当地警察接到通知,无论什么手段,要在十八大前把这些新疆人都弄回新疆去。劝返和强制都缺少理由,于是警察扮成地痞流氓,每天上门打砸骚扰,报警当然没用(“你报警也是我来呀”),终于新疆人明白了,一个个都走了。我最后一次在内地和新疆维族人打照面,是大约2014、15年,深圳隔壁的业主把房子给了小猪、飞猪之类的短租公寓,这类公寓和酒店不同,不会苛刻地核查住客的身份证。某天夜里40平的屋子住进来十几个人,痛饮狂呼到半夜一两点,进而砸酒瓶。我报了警。从猫眼里看到片警敲开门以后出来几个汉语都说不利索的维族面孔,一直问谁报的警?确实有些吓人。保安下楼后电话我说要不你再报一次警说恐怖分子集会,我说算了算了。
这期《经济学人》的封面由于高度敏感,我之前联系的几个渠道都说没有资源。终于,一个渠道小哥想办法弄到了这期的资源然后发给我,让我赶紧保存一下,保存好了他立刻撤回,因为他怕炸号。
获得资源后,我速速把这期中国相关的几篇内容都看了下,不得不说《经济学人》分析得还是蛮透彻的。
封面的这篇报道(如图),讲了习近平主导的意识形态下的政策如何拖累中国经济,一个就是疫情清零政策;另一个就是瞎制裁,对科技巨头的制裁,地产行业的暴雷进一步拖累中国经济,也提到国家主导的经济怎样都是比民营经济低效。
然后在专门的中国篇章下,《Rumours about Xi》讲了关于习近平的一些传闻,他和莉可酱的微妙关系,下半年二十大的召开,他的第三个任期,包括前段时间他在人民日报头版消失,《经济学人》都有提及,不得不说这本杂志的信息敏感度很强,面面俱到,配图也配得恰到好处。
剩下的文章也提到了中国年轻人的高失业率,考研热和考公热,双减的一刀切和对GDP贡献巨大的科技巨头制裁直接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
另外也提到了新疆难民营的人权状况;河南村镇银行存款暴雷事件。
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人就算每天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但是由于天朝的审查机制,在信息茧房下,知道的信息量远远不如老外。
人家《经济学人》把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和症结整得明明白白。
这两天伟大北京的一些消息再再再次解释了“一盘棋”的意思,威权环境底下的政策不会吸取教训,也不会随文明程度而改变,只不过是发生的多和少、有没有被看到的问题。所以别怪上海,上海不是例外,也不该当这个替罪羊,这一切只是暂时没发生在我们头上。这也是我经常看这些消息把自己气得半死的原因,我以前回答不了“关心了又有什么用呢“这个问题,现在我觉得关心了至少我能知道我是怎么死的。一个文明社会的制度当然应该根据个体和地区的不同情况趋向精细和复杂化,而不是苦口婆心“不要一刀切”然后继续一刀切。面对这个笨重和傲慢的庞然大物,“润”有用,从北京逃回小城市的家暂时有用,在北京某几所高校游行闹事也有用(我坚定地相信这点)。但在更大范围内,至少要保持关注、保持思考和愤怒,因为当行动失去效力和意义、理智沟通的渠道失灵的时候,逻辑和理论会撑起一切。
“我祝他成功吧 因为这个很难做 ___这个东西 隔行如隔山”
见证了一场小规模的学生运动,很感动很想哭。
背景:前几天教育厅要求河南高校六月初放假离校,河南高校也确实陆续发布了提前放假的文件,只有郑大迟迟不发通知。直到今天上午口头通知南校区提前放假线上考试,其他校区不提前放假,正常进行军训和小学期。学生不满,因为现在是疫情空窗期想尽快离校,等到一个月之后疫情无法预测怕回不了家,于是在网络上提出不满,被压了热度且无人出来回应。
所以今天晚上在行政楼前,思路清晰的学生代表和其他学生围住领导,要求对放假政策做出合理的解释。闪光灯照在两个领导身上,其中一个平静地和学生代表交流着,想开口说些假大空的题外话却立刻被打断,要求说些“实在的”。领导态度很好,很直接地回答了学生们的问题,表示会考虑学生的诉求,重新考虑放假的问题,态度之温和谦卑令我很吃惊。在几个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之后领导请求大家先离场,后续会给出答复。
另一个领导四处转悠着躲着镜头,在交流完之后说不要在网络上传播录像和照片,但同学们早已经打开了b站直播。
“我们想有一个合理的沟通通道。”这是学生代表的开场白。
“我们在网络上发声为什么一直有人捂我们的嘴?”这是最后另一个学生提出的问题,也是这场对话中唯二没有得到正面回复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向这场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致以崇高敬意,感谢大家在导员的恐吓和其他人的嘲讽中仍然选择站出来与领导正面交流。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青年人的“血性”,多多少少燃起了些对此地的希望。
(语无伦次说了好多,亲历这种事带来的心灵上的冲击真的好难形容,我无法说清......
在整体不自由的前提下,任何个体的自由都是虚假与不切实际的。
新疆曾经对外断网一年多,给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不管是维族还是汉族,只要生活在那里都被整体无视,被迫失去与外界沟通的机会。
云南瑞丽为首的边境断断续续封城近一年,一度繁荣的小城如今变得萧条破败。而每每这些边境小城对外求援,希望受到更多物资支持,却无一不被压下声音。
东三省的官员为保证华北等富裕省份用电,强行在入冬时大停电,造成东北几十号平民一氧化碳中毒。当然处理结果依旧不了了之。
如今上海北京的悲剧,只不过是这无数积压下来的悲剧集中爆发出的典型。因为是核心大城市,所以它们的悲鸣格外旷日持久。
你的边缘被人侵蚀,你的核心自然也会受到重创。有人说新疆人断网,东北人断电,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么上海的外地人流浪,河北人因北京长期被牺牲,是不是也跟你无关?
加缪说过:“我们奋斗不息,是为了使每一个自由人能毫不羞愧地面对自己,是为了使每一个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能不受控制地作出判断。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带着枷锁,我们大家也都在脚镣手铐之中。除非全人类获得自由,否则没有人是自由的。这种民主才是唯一值得我们为它牺牲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