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 Mac OS 的写作统计软件 「WordCounter」,对克服写作障碍有一定帮助。
软件功能是可以在状态栏看到每天在不同软件中一共/分别写了多少字,适合需要对自己的工作状态从数字上有所了解的盆宇。
需要注意就是它统计的是 words,对于中文写作而言,等于统计的是敲了多少次空格确认输入。据长期实践,写中文的话,软件显示的结果是实际输入的 70%- 80%,就你以为自己写了1000字,实际上是 1400 哈哈哈
很早时候听歌时的一个想法,相信有心人应该都能注意到,在对陆港(其实也可以扩大到对台、对澳甚至更多)两岸关系的描述上,对岸流行文化的修辞塑造及背后的切入角度选择其实与我们所熟知并以为常的官方话语存在着一个非常关键的不同。
在大陆的公共记忆中,官方可以说非常成功地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构造成为了有着割不断舍不尽的母子关系—堪称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为亲密、也是最为稳定的一种(典型的文化产品如国民教育过程中的必学曲目《七子之歌》),在身边的孩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紧密团结在*中央周围”——毕竟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对于散流在外的游子,曾经的走失只因家境积贫积弱,但血浓于水,孩子总会回到父母身边。其中精巧但也棘手的是,这种关系的界定必然带来的统治的道德化,因而也推动了其合法化——(这里你当然也可以认为是某种父权文化的伪装、延伸)既然你是我的子女,你怎么能够忤逆、伤害甚至叛离你的母亲?这不是违背伦理的大逆不道么?而如果要对“祖国母亲”进行概念谱系考古,或许我们会发现其历史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久远——据有关考证,“祖国母亲”作为固定的隐喻结构不过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且恰是闻一多的《七子之歌》在这一隐喻结构的形成及广泛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官方则挖掘到了其中的统治技术意味,以《唱支山歌给党听》为例,通过对传统家庭建制的力量的矮化而使其为更强大的“革命的大家庭”所取代;在那时,对于一个新生的d派,从无数分散的小家庭中吸纳尽可能多的成员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发现,在其发家史上,其宣传策略中似乎暗藏着这样一组层级逻辑:脱离小家庭事小,融入大家庭事大,当“母亲”同样弱小时,召回抽象、宏观意义的游子仍是必要的,却以号召具体、微观的子女远离原有家庭为代价;换言之,“国”比“家”更重要,而这与当局的时髦语言似乎依旧一致。
有趣的是,至少在香港本土流行文化塑造中,牡丹与紫荆间许多时候并不母慈子孝。花开两朵,各表一只,“母子”被“(伪)远亲”、“夫妻”甚至是“官员与二奶”等包含更多利益计算、价值磨合与行为自由的关系所替代。罗大佑与林夕在《亲亲表哥》里主要将这种关系表达为表亲,当时香港社会留有大量对大陆政权仍有惧意的wg移民(“但表弟表妹表舅为何害怕表叔界,是他曾表辈表决移民路线表得快”),加之社会制度与风习的长期割裂,香港与大陆的重新连接同时也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彷徨与疑虑情绪;也不无戏谑地谈到香港作为“特区爱奴”,之所以能吸引表叔“四奶唔包三奶唔包走番去包二奶”,不过是表叔“只在乎揾够就走不在乎做牛扮狗”——这里对香港被“用完即弃”的预言到了近年来的《拆弹专家2》中已经“噩梦成真”;甚至这种仍属血缘关系的“表亲”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没表亲表戚都会自然认作表哥派”)。不过即使仍心存疑虑,如今既然回归,对外也就统一表演团圆大戏了。“表亲”的叙事则明显受电影《表姐,你好嘢!》的启发,其中由郑裕玲所饰演的四川(明显意有所指)女公安郑大姐作为影射大陆官方的谐趣形象。而即使在李克勤“亲中”色彩十分浓烈的《北京北角》中,大陆与香港也只是床头吵架床尾和的夫妻而已——小吵怡情至少恩爱,但不像骨肉之情客观意义上的不可分割,契约关系总能被终止(且缺乏天然的、道德赋予的权力关系),也就没有什么“非你不可”,于是到了两岸关系更为紧张的《独家村》时就变为了“没法跟你轻轻松松,假装卿卿我我只好放手”,《C餐》中对香港多元文化背景及对社会制度选择权的强调:“挑选之间都要态度,我信你知道。挑选不到供应创造,何必一个模?”
发现这组认知差异,或许一定程度上就能理解对岸(部分)同胞面对“回归-独-统一”这套话语及所象征的国家结构形式时的某种心理。
我在耶鲁大学教了十年的英语。我有一些生动的、特立独行的学生--他们后来有的在写小说,有的献身于他们的教会,还有的只是在世界范围内游荡了几年。但大多数情况下,我教的是其中一个学生自称的“优秀的绵羊”。
从技术上讲,这些学生很优秀。他们聪明、专注,而且非常勤奋。
但他们也是绵羊:目标感不足,温顺地等待着方向,经常焦虑和迷失。
我对此印象深刻--我们“最优秀和最聪明的 ”学生往往像小孩子一样无助--所以我为此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在2014年出版的,就在我的前同事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被一群本科生包围和殴打前不久,因为他没有让他们感到被呵护和安全--这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警醒文化”崛起的早期迹象。
如何调和这两种现象,我开始思考。具有抗议和斗争性的“警醒文化”是否代表着羊性的终结,独立和自我主张的新生,反文化的反抗?听着它那听起来很激进的口号--关于拆毁制度和废除任何被认为不正确的人和事--听起来确实是这样。
但种种迹象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精英大学毕业生仍然以压倒性的数量涌向同样的五个职业目的地--法律、医学、金融、咨询和技术。成绩优异的高中生,同样警醒,仍在挤向同样的12或20所学校,这些学校的申请人数持续上升。例如,今年,耶鲁大学收到了约50,000份申请,是10年前的两倍多,其中该校接受的申请不到4.5%。
最终,我认识到,这是更深层次的连续性在起作用。优秀的羊性,就像警醒文化,提倡的是一种一致性。正如一位在精英私立大学工作的朋友最近所说,如果进入这种学校的孩子是什么专家的话,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功利主义的对付”。这个过程是模仿性的。你看到你渴望成为的成年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如果这意味着你要讲“警醒话”(在你的大学申请书上;在课堂上,这样教授就会喜欢你),那你就得这么做。
但“警醒”也有更深层次的心理目的。优秀的羊性在本质上是竞争性的。它的目的是让你进入社会赢家的行列,确保你最终拥有比其他大多数人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财富、地位、权力、机会、舒适、自由。当你直面它时,这不是一个漂亮的项目。警醒的作用是作为一种不在场证明,一种道德上的遮羞布。如果你能告诉自己,你这样做真的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无处不在的校园陈词滥调),那么整个事情就会容易得多。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明显没有人抗议这些天来校园生活中看似明显离谱的事实:继续增加已经是天价的学费,支付给兼职教授的侮辱性工资,大学在一些独裁国家的投资,在大流行病期间实施的严厉限制。
是的,近年来有很多抗议活动,都是在警醒的名义下进行的:反对雕像、演讲者、关于万圣节服装的电子邮件、食堂的文化挪用。但是,这些当然不是什么反文化活动。学生们只是在表达他们的长辈们的观点的更极端版本。事实上,这些观点都是他们的长辈在长期由新兴宗教主导的私立和高档公立高中,在性别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社会学、英语文学等课程中教给他们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抗议者只是在展示他们是多么优秀的学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机构大体上以赞许的态度来回应。在克里斯塔基斯事件之后,两个最公然攻击教授的学生在两年后毕业时被授予了奖项(因为“在耶鲁大学加强种族和/或民族关系方面提供了模范领导”)。
事实是,校园抗议活动,不仅在最近几年,而且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与1960年代的抗议活动只有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后者代表了对成年人权威的拒绝。他们挑战了他们所针对的机构的合法性,而他们试图彻底重塑这些机构。在学院和大学仍被视为代行家长职责的时候,这些活动是由坚持被当作成人、平等对待的学生发起的。他们拒绝社会所提供的生活形式。他们冒着相当大的风险,对他们的经济前景,往往对他们的人身安全,从事着自我创作的项目。
1985年,我参与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反种族隔离的抗议活动。那时,这些行动已经处在了一种不真实的边缘。换句话说,这是一种重演。学生抗议已经达到了一种惯常的地位,你知道你应该在你已经计划要做的事情的路上,比如去华尔街,该做的事情,违抗政府不会有任何不利的后果,也没有任何真正的风险。我们没有像1968年的学生那样占领大学的主教学楼汉密尔顿厅,而是封锁了前门。学生们可以从后门去上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这样做了(包括我,甚至我敢说,大多数参加抗议活动的人)。“我们会拿到B的!”我们富有魅力的领导向我们和他自己保证--意思是,别担心,我们会在期末考试前把这事解决掉(这正是发生的事情)。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
从那时起,情况就一直如此:第三次、第四次、第十次、第五十次。在最近的一篇专栏中,Freddie deBoer在不同的语境下说,对于年轻的进步精英来说,“他们在舒适和富裕的家庭中由直升机父母抚养长大,”“在这里总是有一些他们可以去要求公正的权威存在。"这正是校园抗议活动在警醒时代所采取的形式:对权威的呼吁,而不是对它的蔑视。今天的精英大学生仍然把自己当作小孩子,并且仍然被当作小孩子对待。克里斯塔基斯事件中出现的最臭名昭著的时刻,被拍到的视频后来被世人看到,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点。克里斯塔基斯作为一所住宿学院的院长,一位年轻女性(可以更公正地说,一位小女孩)对他大喊大叫,“大学不是为了创造一个知识空间!不是的!不是的!你明白吗?它是为了创造一个家!”
虽然不是在法律上,但我们在事实上又回到了代行父母职责的状态。大学现在被认为是童年的最后阶段,而不是成年的第一个阶段。但将大学视为童年的最后阶段的陷阱之一是,如果你真这样做,它很可能并不会如愿。警醒抗议的性质,没有新冠和其他抗议,整个优秀的羊群现象: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当代青年的核心困境,那就是社会没有给他们任何成长的方式--经济上没有,心理上没有,道德上没有。
这个问题,至少就后两者而言,源于年轻人现在所面对的权威,包括父母和机构,的性质。这是一个不相信权威的权威,不相信自己的权威。它希望被人喜欢,希望成为你的朋友,希望被认为是酷。它永远不会划清界限,它最终总是会屈服于你。
如果成年人不是成年人,那么不仅儿童不能成为儿童,儿童也不能成为成年人。他们需要一些坚实的东西: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可以依靠,在他们长大的时候可以定义自己。孩子们通过与他们的父母分离而成为成年人--独立的个体:通过反叛,通过拒绝,至少是通过独断。但是,你如何反叛那些视自己为反叛者的父母?当他们接受你的拒绝,理解你的拒绝,同情你的拒绝,加入你的拒绝,你如何拒绝他们?
20世纪60年代打破了权威,它从未被修复过。它破坏了成年性,而成年性从未恢复过。成年人的属性--责任感、成熟、自我牺牲、自我控制--不再被重视,也经常不再是模范。因此,孩子们被卡住了:他们想成为成年人,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做。他们想成为成年人,但保持小孩子的身份更容易。像孩子们一样,他们只能假装成为成年人。
因此,这是我对2022届学生的毕业致辞。小心预先包装好的叛乱;你即将加入的抗议游行可能是一个羊群。你的父母不是你的朋友;对任何声称以你的利益为重的权威要持怀疑态度。你的朋友可能会变成你的敌人;正如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的,你能对朋友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不成为他们希望你成为的人。自主管理是困难的。如果你没有感到不舒服,那你就没有独立。童年已经结束了,敢于长大吧。
又一次想起当年读博时候,去听过一个旁系博士生的研究讲座,是个印度女生,很腼腆的一个女生,看上去不太自信,一直在道歉说自己做的不好,她做的是某种肿瘤方面,然后说目标应该是缩小肿瘤,但她目前的研究只做到了保持,不让扩大,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当时整个房间里的人都震惊了,老师反复问了好几次确认她能做到让病灶不扩大?那个女生明显不习惯被众人如此关注,一下子手足无措起来,那个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一直在道歉,一直在道歉,系里的老师十分惊讶地说:为什么要道歉?这是奇迹才对!能维持现状就是能带病生存,这已经是意想不到的好结果了!她呆呆地点了一下头,那个神情似乎还不敢相信自己做的是好的,是值得被夸奖的……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很深,因为她那个不自信是作为女生很能 get 的,长期在男人为主的环境里,没有得到过认可,没有得到过鼓励,一直觉得自己做的低人一等……
但这还不是故事让我印象最深的部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毕业了后我偶然想起了她,去问她去哪里了,还在学界吗,得到的答案是,她结婚了。她跟着她的老公去了别处,以她老公事业为重。
我不知道她的老公到底有多大本事,能不能做到和她一样的研究成就,她的研究成果让在座众人哗然的场景我到现在还记得。有多少女性的才华就这样被埋没了。假如她们的才华没有被埋没,有多少人的命运又会因为她们而改变?不敢想,又无时无刻不在想。
@Orca 之前看一本书解释了为什么女性反抗家暴等威胁的施害者时经常不能用正当防卫作为辩护理由(虽然说的是英国法):“刑法对于谋杀和正当防卫的界限的制定,往往基于两个身体力量相当的男性之间自发的暴力行为对峙,而对于一个女性在家中遭受持续身体和心理暴力对待并最终因无法忍受而杀死对方的情况,一般不会为刑法惯例所涵盖。”就是说,女性受害者出于长期累积的恐惧和怨恨杀死施害者,并不是在遭受某一特定暴力行为的“当下时刻”实施,而是在她们认为反击是安全的时刻。这种情况不被法律承认,说明法律的标准是非常男性化的
(之前的那条嘟文我在修改过程中不小心手滑删除了,只能重发一遍……对评论、点赞和转发之前那条的各位象友们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欢迎你们把之前的评论发到这一条下面,也烦请你们愿意的话再次转发……)
考虑到中文维基百科被当作”客观的墙外信息源“,是相当多中国人的主要信息获取途径,我觉得有必要警告大家:如今中文维基百科的大量关于中共和新中国的词条都是经过党国的系统编纂的,虽然为了表现得”客观“会留有一两句负面评价,但整体内容几乎是和官方口径完全一致。
举一个最鲜明的案例:中文维基百科的国保词条。国保,即和国安相并列的新中国秘密警察机构。按讲该词条中应该可以看到大量该秘密警察机构在建国以来的大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如何镇压国内异议分子的信息,但实际上关于镇压异议分子的内容只有一句话。其他内容几乎完全就是官方宣传文章。
维基百科开放编辑的机制意味着其很容易被精通有组织的系统性情报操作的中共所利用——中共一旦注意到中文维基的在向国人传递信息上的重要性和其开放编纂的特点之后,要组织其宣传部门对维基上的重点词条进行系统性的重新编纂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我不太清楚党国这一对中文维基词条的重新编纂是何时开始的,过去中文维基的词条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不如说我当年还嫌中文维基里关于中共的词条的自由主义色彩太强了)。我自己注意到这事大概是两三年前。
最后,在这一假消息和不准确消息满天飞的互联网时代,建议大家还是尽可能从权威可靠的媒体和学术文献中获取信息,维基百科这种开放一般网友编写的信息源本来就不可能是准确的
读了一本人类学的《如何做田野笔记》,觉得其中的一些技巧,对于平常的非虚构写作也很有用——
「“人类学家就是在晚上记录下当天事情的那种人”(Jackson 1990b:15) 」
▎“尝试-错误-尝试”
通过“尝试-错误-尝试”的方式,来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方法,比如——
选择速记工具。
一套自己的符号与缩写系统,快捷+私密。
观察完尽可能及时撰写笔记(当晚就写,或者睡一觉起来第二天早上写,一小时的观察需要额外花费一小时来撰写。)
▎“以写作为目的”的参与
1记下“最初的印象”:
对物理环境的味觉、嗅觉和听觉,以及对所关注的场所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做的观察和得到的感受。这些印象又可以包括对物理场景的描述,诸如大小、空间、声音、颜色、设备、运动;或者是对当地人的描述,如人数、性别、族裔、外貌、衣着、行为、举止和气质。
2关注“核心事件”
自己预料之外的事件
遇到突发事件时,先记录下自己的感受,接着后退一步,带着自己的感受来更好地观察被研究者是如何对这一事件作出反应的。
3 当地人认为“重要的”事件
能够吸引当地人注意的行为、互动或者事件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提示他们内心关切所在的线索。
关注那些对“被研究者”来说意义重大的事件。
4 注意细节
记录言语、姿势和动作
5 可以写自己的总体印象和感受
感受是很重要的启示
未来再将细节连贯成有意义的画卷
6 录音可以用,
但还要观察、聆听语言之外的东西;要进行追问,记下获得的信息。
7 写完笔记后写备忘
分析性的旁注、评论
实际操作问题,方法问题,提出新的阐释
接下来我应该在哪里进行观察?就这个事件我还应该问什么问题?
推进分析进程,同时收集更多的数据
「 像演员那样记住对话和动作,像画家或者摄影师那样观察颜色、形状、材质和空间格局,像诗人那样体味情绪、韵律和语气的起伏;在把生活细节转化成速记的文字时,尽量使用活跃的而不是了无生气的动词,体验性的而非分析性的形容词,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而非高度概括的对话。」
▎编码
编码=将田野笔记逐行分析和归类。
把田野笔记当作一个数据库,从而重新回顾、体验和检查记录下来的一切。
要从自己的数据中“发现”原创理论,而不是去验证已有的命题。
通过不断分析、比较收集到的数据,提出、完善并扩展出最切合数据的理论
针对田野笔记提出问题——
*当地人究竟在做什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他们到底是如何做这些事情的?他们采用了什么方法或者策略?
*当地人如何谈论、界定和理解他们面前发生的事?
*他们有什么假定?
*我看到眼前发生了什么?通过重读田野笔记,我又有了什么收获?
*我当初为什么要将这一内容写进田野笔记?
▎刻画人物
描写人物的日常生活 > 仅仅描写某人的特点
人物的性格特点不是孤立的个人气质,而是在人物与他人的互动中体现出来的。
▎故事
生活中大部分事情的发展是没有方向可循的。
▎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
×将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归纳成某些变量
×以非此即彼的两分法予以解释
×剥离背景信息的极端状况
×自己所用的概念范畴与当地人认定和使用的概念范畴之间出现偏差
×运用那些现成的、在学科内部被奉为圭臬的理论方法来描述观察到的事物与所处的环境
×忽视、边缘化或者掩盖当地情境下人们对事物或者事件的特定认识
√关注当地人在那些生活片段中是“怎么说和怎么做的”
√当地人在这些日常互动中使用的词句、表达方式以及概念范畴
√当地人相互介绍和问候的方式
√日常提问与回答
√被研究者在日常互动中使用的术语,日常的、通俗的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用语,形象生动却又朴实自然的术语
√应该意识到人们对于某一事件可能给出多种解释,而且这些解释在研究者看来有可能是“互相矛盾的”。
√人们会随着社会身份、情境、语言的变化而随时调整他们的叙述,因此要写明人们是在什么时间、面对哪些听众、怎样解释
√被研究者如何谈论和理解自己与外界(社会)的联系
(美)埃默森,(美)弗雷兹,(美)肖著. 如何做田野笔记.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