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又在思考关于“国家公信力”的东西
国家的公信力是什么很简单：国家政府说一个事情，大家信不信，服不服，出了事怎么处理。但是国家公信力是怎么来的？
现代国家基本都是从集权制国家演变成民主国家（即使政体上并未表现为民主）。但是在权力的分布上，因为面对公共事件和暴力事件的需要，权力是相当集中的。其实从社会演变角度也可以看出人类群体中权利的演变方向，不过这里不作讨论。那么，这种相当集中的权力，在遇到违规使用的过程中，会造成更为恶劣的影响。但是就目前的法律体系和人类共识而言，我们无法做到弥补恶劣事件造成的影响，甚至没办法降低恶劣事件再次发生的概率。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稳定，只能不断地进行妥协。而为应对妥协所需要的开支，将会尽可能地分担到每一个人身上。这也是税收在王朝末期会失效的原因：过于沉重的税会导致人民无法生存，期初出现逃税，逃役，最后发生暴乱。原因根本在于国家体制中存在着大量的掌握权力谋求利益的人，他们所获得的超额利益源自于自身的权力，而这些超额利益最终会通过某种形式转嫁到价值的制造者身上。
而现代国家依旧存在这个问题，并且由于国家公信力作用的强化（依托公共通讯科技的发展），依靠“人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谋求利益的现象变得更多。尽管林子大了鸟变杂的现象无法改变，但杂鸟所产生的个别事件会极大的打击林子对鸟群的信任。举个最经典的例子：因为教育局要求学校对于舆情的管控，使得一旦有学生跳楼，校长的第一反应是控制舆论，平息事态，争取让事情不闹大。而这个过程中的欺瞒，使得学生会对所有类型的学校发布的消息不再信任。同时，一旦有家长去学校闹，学生也会天然的倾向“是学校在某些方面做的不好而导致的”，进一步恶化学校的舆论环境。正反馈的结果就是，学校面对各种存在危险的活动，如春游，激烈的体育对抗项目，则都是采取“能砍就砍”的策略。必须保留的项目，也都是在极度压缩学生的活动空间，以保证极高的安全性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其结果就是天然的需要更多的价值。而人性的贪婪是极大的，当本国民众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增速无法满足预期时，权力的掌控者就会想方设法获取更多的利润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严格的说这里是预期，不过由于得到这个预期的过程是感性的，所以使用了“欲望”这个感性的词来描述）。
德国的侵略，毛子的吞并，美帝的军事基地。其作用就在于避免自身的熵增。
我们开始熵增了，我们需要负熵。
从内部来？有人在这么干了，有的人手已经被砍断了，还有的手还在那
从外面来？美国的军事基地在那里。
或许可以考虑转变一下政治运行的模式？让政治脱离具体的社会运行，变成一个满足特定人群欲望的产物。

毕竟对于误判无罪人员的“国家赔偿”，这笔钱我觉得不应该纳税人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