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我一向很忌讳冠以“中国”的国民性分析，一是作为这国民中一份子，对此类文字中的细节失准多少能察觉一二，难免尴尬；二是对“中国”的国民性分析往往会陷入某种“三重东方学”困境，即框架失察，可惜本书亦不能幸免。

外部东方学困境是预设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惯性，中国作为“他者”，据观察已有意无意地成为“中国”实证研究的主宰框架。内部东方学困境本质是汉族中心主义，少数民族成为在“多元一体”话语下几乎被完全漠视的他者。最后一重困境严格意义上不能被独立讨论，毋宁认为是对内外部困境的整合推演，即我称之为的东方学世俗性困境：既不将少数民族的宗教传统与实践纳入对“中国文化”的考察，外部困境下囿于宰制性的立足于西方宗教发展历史的解释框架，而忽略了儒教（Diffused Religion）、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党（Political Religion）的宗教性所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就必然会自嗟或自喜于中国文化的“绝地天通”的本质主义假象——我之所以独划出“世俗性”的机杼就是因为相关研究对中国文化中的“世俗性”、“人文性”有过于严重的执念，仿佛有种不容讨论的绝对正确性，矮化宗教对中国社会隐性但深远的影响，而这会侵占很大一块探讨与话语权的空间。

“中国”的概念本身不是自明的，而是流变的、多层次的：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分裂、官方信仰与民间淫祀、外族政权与“驱除鞑虏”、独尊儒术与三教合流……其异质性之复杂世属罕见，对“中国性”（Chineseness）的一概而论几乎不可能。孙隆基所试图展示的文化结构看似有一语破的的痛快——这也是很多相关研究的迷惑性所在——但一方面，他的推论过于依赖私人化的经验考察，而即使身为中国人，每一个对“中国”的经验都极可能是极不完整的；另一方面，文明内部（往往存在的）异质性决定了其在所谓的“宏观比较”中的复杂性与切入角度的多重可能性，比较的结果也因而具有辩证的复杂性，孙的论述就此明显不足——事实上我怀疑任何针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主义论述。

由此，按作者说法，若以“（跨文化）传播”的“认知意向”，从孙用以论述其“结构”的质料内容上看，我不否认传播、对话后的价值；但从“结构”本身看，也是我认为最需警惕的，我绝不认为本书中的“中国”是一个完美的沟通/研究对象，甚至相差甚远。不过这种对镜观花可作为一种反面例子，对诸多领域都是如此，提醒我们到底在和谁对话？是千头万绪的真实还是我们自己拾零拼凑的（结构的）假相？最好不是柏拉图式的诗人持镜反射，甚至岸边水仙的顾影自怜。